长征就像刮骨解毒,让红军在心痛流血的痛苦中去腐生肌,迎来新的生命。 也正是这个世界上最深的伤痛,赋予了共产党人维护民族正义的坚定力量。 在中国人眼里,长征是坚持、牺牲、奇迹、胜利……但在外国人眼里,长征是什么样子? 历史上,还真有一个外国人“不小心”闯入了长征,并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下了传奇纪录片《上帝之手》。 它的作者是瑞典传教士博查德。 作为第一个向国外客观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他的《上帝之手》比斯诺的《西游记》早出版了整整一年。
1936年伦敦版《上帝之手》
1934年10月上旬,贵州镇远教会的博查德牧师和妻子露西在安顺参加完祷告后回到镇远。 经过城外的一个山坡时,恰巧遇到了从江西进军贵州的红六军团。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红军对博查德夫妇在中国的活动存在相当程度的怀疑,只能暂时“控制”他们,这使得这对夫妇“无意中”加入了长征。
长征是艰难的。 其艰辛,让每一个经历过的人在回忆起这段历史时,都会情不自禁地落泪; 其难度之大,让天下没有经历过的人感慨万千。 在《众神之手》中,波萨德大量记录了红军的生活。 里面有这样一个场景:“行军时,我的一只鞋坏了,红军给我找了一双很合脚的橡胶雨鞋,是刚做的。” 是从一个嘀咕着的同志脚下‘没收’来的。 由于气候潮湿多雨,我们要了雨布,他们给了我们床单。 后来我们了解到,这在红军中是非常奢侈的供给。 ”
长征期间的博萨德(右)
波萨德曾记录,他们“被迫”参加长征的第一个晚上,他们被带到一个房间里休息。 博萨德的妻子睡在木板制成的床上,博萨德则睡在南方风格的躺椅上。 和他们同房的红军战士直接睡在潮湿的地板上。 正是这种无声的尊重,让博萨特深深感受到了这支军队的磅礴力量。
所以后来,当小克请博查德帮忙翻译一份法文版的贵州省地图时,他得到了博查德的大力帮助。 事实也证明,这张约1平方米大小的地图,对于刚进入贵州、路途不熟、缺乏向导的红六军来说是多么重要。 正是通过这张地图,肖克和王震最终选择了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团会师。
布沙尔为红军翻译的法文版地图
当外界的痛苦超过了身体承受的极限时,想要继续坚持下去,就必须依靠内心强大的精神力量。 博萨特在《上帝之手》中令人震惊地写道:“我感到非常震惊和难以置信,这群吃苦耐劳、吃苦耐劳的人,即使是最底层的士兵,也拥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有自己的理想,也因为有了这个理想,即使衣服不能保暖,食物不能满足胃口,武器极其劣质传教士势,他们也永远幸福。” 布沙特还预言:“中国工农红军一定会胜利,红旗将插满全国。中国!”
布沙尔夫妇合影
作为一个外国人,波萨德没有机会亲自上阵,亲眼目睹战士们紧握铁链在枪林弹雨中向死亡发起冲击的英雄气概和悲剧; 参与谱写了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强渡的故事。 大渡河血与火的英雄史诗和腊子口的激战。 但他仍然被红军战士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精神所感动。 作为红军的“俘虏”,他甚至多次写信到上海、南京等地为红军采购药品、筹集资金。
1936年4月12日,红二、六军团即将从云南北上四川、康熙时,释放了博查德。 军团长肖克亲自向博查德宣布释放命令。 离开时,他非常怀念那些充满“恐惧、希望、追求”的难忘岁月,并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后来,布沙特深情地写下了这首诗:“由于‘被捕’,我的心获得了基督徒的爱。友谊和血脉的纽带超越了世界上的一切……”
博查德离开红军后,很快就到了昆明,开始整理自己在红军的个人经历。 最后,他形成了一部12章、共288页的英文回忆录。 1936年11月,当红二、六军团还在长征时,博查德的回忆录《上帝之手》由伦敦 & 公司出版,成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的专着。长征。
红军释放博查德通行证
1940年,回国三年多的博查德转学美国,再次来到饱受战乱的中国,继续他的传教生涯。 1951 年,博萨德和他的妻子被召回该国。 当这对夫妇即将离开生活了约30年的中国时,他们的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临行前,博萨特说:“我是最后一个离开贵州回到中国的外国人。其他外国传教士都害怕共产党,但我不怕,因为我了解他们。只要共产党就是红军我已经看到了,我不会害怕。他们讲的是友谊,他们是值得信赖的朋友。
1988年,肖克将军兴高采烈地为中文版《上帝之手》写了序言。 “它记录了中国工农红军历史的一个侧面。” ” 博弗里(博查德的中文名)以传教士的角度观察和了解了红军,并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感,确实令人难以置信。额外的历史资料对我们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红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