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原名杨季康，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1935年与钱钟书结婚。从《堂吉诃德》到《斐多》到《来到生命的边缘》，她的翻译和创作成就是通过一行行文字为人们所熟知的。 她以“姜”为笔名，据说取自“嵇康”的屯音。

很多人称呼杨绛为“先生”。 “先生”二字的背后，是对他的学识和品格的认可和尊重。

杨绛去世的消息传出后，记者联系上了杨绛的多位亲友。 他们表示希望这个消息不是真的，但老人走了也是她的幸福，他们让她安静地走。

抗战时期，钱钟书的表弟钱镜茹与他们一起住在上海。 在她的记忆中，钱阳一生的主题就是学习。

钱静茹说：“他们两个人有两张桌子，一人一张。我记得我去的时候，我姨妈是面向墙壁的，他（钱钟书）那边是面向窗户的，他们就摆了一张桌子。”每桌，读自己的书，写自己的笔迹。”

对于作为著名作家和翻译家的杨绛来说，她是钱钟书的妻子。 钱钟书在1946年出版的《人·兽·鬼》样书中写道：“送给杨继康，是妻子、情人、朋友三个不相容的人的独特组合。”

杨绛说：“他有很多东西从小到大都没有教过，所以很笨拙。比如他想戴手表，他就不会戴。我现在戴的是钱钟书的手表，因为他不会用皮带，每次他想系皮带的时候，我都让他扣一下，他说很笨拙。”

工科专业的钱静茹表示，她看不懂钱钟书，但通过杨绛的作品，她读到了不一样的魅力：“钱钟书是纯理论，我看不懂。” 杨绛写过很多小说，观察很细腻。 看得出来，她想起了当时的保姆阿朱。 她写了一篇关于阿朱打翻煤油炉的文章。 事实上，她的洞察力非常强而且细腻。 读《我们三个人》里写的事情，真是让人心痛、痛苦。

生活不只是一些流传下来的好故事。

钱钟书和杨绛在一生中也经历过外侮内乱、流离失所、亲人分离……有人说他们已经赶上了整个20世纪知识分子应该赶上的境遇。

但接下来的两年，1997年和1998年，对杨绛来说尤其困难。 女儿钱源、丈夫钱钟书先后去世。 杨绛说，“当时我很难过，我特意找了一份需要我全身心投入到自己身上、忘记自己的工作来逃避悲伤，因为悲伤是无法抗拒的，也无法逃避的。”

2003年，朴素封面的《我们三个》出版。 钱钟书、杨绛、钱源三口之家的温馨，让很多读者为之颤抖。 92岁的杨绛说，“我们三个人分开了，我很想念我们三个人。” ”1997年初春，阿原去世了。1998年底，钟书去世了。我们三个人分开了。那么容易。失去。世间美好的事物不坚强，彩云易逝。现在，只剩下我了，我清楚地看到，我的家只是路上的一家客栈。“我还在寻找回去的路。”

杨绛一家住在北京三里河的一栋老楼里，他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与周围的邻居相比，从未封闭过的露天阳台总是被提及。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曾说过，钱钟书逃了，我也想逃，但逃不掉。 我只好留在人间清理现场。 90岁时，杨绛完成了“三个人”的心愿：“我自己、已经去世的钱钟书，还有我们的女儿钱媛。我和钱媛在钱钟书的病床前，我们约定好了在一起的一件事就是，以后如果我们有钱了，我们就捐一个奖学金，就叫读书奖学金，不使用我们的名字。”

杨绛将她和钱钟书的部分稿费捐赠给清华大学，设立“善学”奖学金。 出版社的人去杨绛家时杨绛去世，并没有带任何稿费。 他们只是带来了一份版税通知，并告诉她有多少版税已转入奖学金。

“好学奖学金的目的是为了脱贫，虽然贫困家庭的孩子读书好，有能力学习好，但上中学都困难，更不用说上大学了。”

杨绛不喜欢热闹，也不想接受生日礼物。 不过，在杨绛生日那天，清华学子们都会拿出一碗长寿面来祝杨绛生日快乐。

如今，杨绛已经去世。 有人悲伤，有人思念，有人祝福：失散的“我们三个”终于团聚了。